就在别人说笑的时候，芮小丹却在脑子里想丁元英的事。几天前丁元英在电话里问的那句“有事吗?”让她当时着实有些不舒服，但过后冷静一想倒觉得这句问话不简单，这显然是一个“意识位置”问题，说明他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找人帮忙忙”这道程序，只有“我能帮你做什么”的设置，这是一个不自觉的、居高临下的意识位置。 她知道，当一个人决定购买一套音响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一种标志了，首先标志着生存能力，其次标志着生活品位。毕竟，这是文化消费而不是生存的必需。 自嘲 本是后山人， 偶做前堂客。 醉舞经阁半卷书， 坐井说天阔。 大志戏功名， 海斗量福祸。 论到囊中羞涩时， 怒值乾坤错。 （丁元英） 是魔、是鬼都可以，就是不是人， 他跟正常人的思维颠倒了。 一旦动了那种心思你就算把地狱之门打开了。 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是你自找的，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以我的智力，我理解不了这种人。 （肖亚文） 丁元英心里明白这是揭幕的前奏，于是坦率地说：“女人是形式逻辑的典范，是辩证逻辑的障碍，我无意摧残女人，也不想被女人摧残。” 丁元英站起身，弯腰捡起那件睡衣，轻轻地给芮小丹裹在身上，又坐回到原处，望着她极其诚恳地说道：“你是一块玉，但我不是匠人，我不过是一个略懂投机之道的混子，充其量挣几个打发凡夫俗子的铜板。你要求的，是一种雄性文化的魂，我不能因为你没说出来而装不知道。接受你，就接受了一种高度，我没有这个自信。” 丁元英说：“透视社会依次有三个层面：技术、制度和文化。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任何一种命运归根结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就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丁元英说：“强势文化是遵循事物规律的文化，弱势文化就是依赖强者的道德期望破格获取的文化，也是期望救主的文化。强势文化在武学上被称为‘秘籍’，而弱势文化由于易学、易懂、易用，成了流行品种。“ 丁元英想了一会儿，举例说：“比如说文化产业，文学影视是扒拉灵魂的艺术，如果文学、影视的创作能破解更高思维空间的文化密码，那么它的功效就是启迪人的觉悟、震撼人的灵魂，这就是众生所需，就是功德、市场、名利，精神拯救的暴利与毒品麻醉的暴利完全等值，而且不必像贩毒那样耍花招，没有心理成本和法律风险。” 丁元英说：“没有主，主义、主意从哪儿来？主无处不在，简单地说，支配人的价值取舍行为的那个东西就是主，就是文化属性。” 丁元英说：“文明对于不能以人字来界定的人无能为力。” 丁元英点上一支烟，答道：“股票的暴利并不产生于生产经营，而是产生于股票市场本身的投机性。它的运作动力是：把你口袋里的钱装到我口袋里去。它的规则是：把大多数羊的肉填到极少数狼的嘴里。私募基金是从狼嘴里夹肉，这就要求你得比狼更黑更狠，但是心理成本也更高，而且又多了一重股市之外的风险。所以，得适可而止。“ 王明阳说：“强盗的逻辑，直接获取，冒险，刺激。” 芮小丹针锋相对地说：“这样讲，似乎你还算一条好汉。但我以为，强盗的本质是破格获取，破格获取与直接获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们没有自信与强者在同一个规则下公平竞争，这只能说明你是弱者，因为弱势文化所追求的最高价值就是破格获取。所以，强盗的逻辑从本质上讲是最懦弱的生存哲学。所以，你不算好汉。” 芮小丹说：“不因上天堂与下地狱的因果关系而具有的极高人生境界，就是窄门。耶稣为拯救世人甘愿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是肉身的地狱，是灵魂的天堂。基督徒的得救缘于神的‘约’，缘于神的应许。但进不得窄门也同样缘于‘约’，缘于神的应许。窄门是基督道德理想的最高价值。” 芮小丹说：“进了窄门，神立刻就会告诉你：我是不存在的，神就是你自己。但是，证到如此也并不究竟。神是什么？神即道，道法自然，如来。” 正式这个陌生的“文化属性”让丁元英从欲望浮沉的名利场来到古城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他是一个现实到不能再现实却又与现实格格不入的矛盾体。 丁元英摇摇头，回应给芮小丹衣阁断然的否定，说：“今天你既提到魔，我就跟你说句鬼话。你不知道你，所以你是你，如果你知道了你，你就不是你了。” 既然是知道就不是，那就是不可知、无须知，也就更不必知道这句话与两人的距离究竟存在什么逻辑关系。 丁元英说：“无论做什么，市场都不是一块无限大的蛋糕，神话的实质就是强力作用的杀富济贫，这就可能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杀富是不是破坏性开采市场资源？二是让井底的人扒着井沿看了一眼再掉下去是不是让他患上精神绝症？” 如果我现实了，就不会有这件现实的事。有了这件现实的事，我就很难回答这个现实的问题。（丁元英） 你不知道你是你，所以你是你。（丁元英） 丁元英望着窗外说：“这就是圆融世故，不显山不露水，各得其所。可品性这东西，今天缺个角、明天裂道缝，也就离塌陷不远了。” 丁元英说：“基于生成公司的背景和条件，公司将不以营利为唯一宗旨，公司致力于王庙村的脱贫致富，将把自身的发展与拉动王庙村的经济联系起来。但是这一条不允许写进公司章程，将以第一个公司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不允许把扶贫用作商业且的，因为社会对公司的好感也是商业好处的一部分。” 丁元英说：“这不是一个道德境界问题，是市场生存的法则问题。这种好感不仅仅是我们强行摊派价值观，也不仅仅是腐蚀我们自身的竞争力，更说明我们不是靠产品征服市场而是靠作秀混迹市场，这种违背商业属性的人文评价最终将葬送这个公司。” 丁元英站起来说：“散会前，咱们特别针对这个有救没救的事再絮叨两句。咱们翻开历更看看,你从哪一行哪一页能找到救世主救世的记录?没有，从来就没有，从来都是救人的被救了，被救的救了人。如果一定要讲救世主的话，那么符合和代表客观规律的文化就是救世主。这话在这儿讲有点转文了，具体到咱们当下这事，就是认准市场，吃别人吃不了的苦，受别人受不了的罪，做别人做不到的成本和质量。这个，就是你们的救世主。扶贫的本质在一个扶字，如果你根本就没打算自已站起来，老天爷来了都没用。好了，散会。” 丁元英说：“香港回归是政治问题，是国家主权问题，至少近期不是经济问题。十五大是要解决政治、经济的基本策略问题，国有资产重组、债权变股权这些改革举措已经势在必行，这里面既有政治经济学，也有市场经济学，既要为改革开出一条道，又要分解改革的阵痛，这时的股市真真假假、大起大落。在这种背景下，你既得盯住庄家的黑手，也得盯住衙门的快刀，你得在狼嘴里有肉的时候下筷子，还得在衙门拔刀之前抽身。” 悟 悟道休言天命， 修行勿取真经。 一悲一喜一枯荣， 哪个前生注定？ 袈裟本无清净， 红尘不染性空。 幽幽古刹千年钟， 都是痴人说梦。 （丁元英） 丁元英回答道：“大师考问晚辈自在情理之中，晚辈就斗胆妄言了。所谓真经，就是能够达到寂空涅槃的究竟法门，可悟不可修。修为成佛，在求。悟为明性，在知。修行以行制性,悟道以性施行，觉者由心生律，修者以律制心。不落恶果者有信无证，住因住果、住念住心，如是生灭。不昧因果者无住而住，无欲无不欲，无戒无不戒，如是涅槃。” 丁元英说：“佛乃觉性，非人，人人都有觉性不等于觉性就是人。人相可坏，觉性无生无灭，即觉即显，即障即尘蔽，无障不显，了障涅槃。觉行圆满之佛乃佛教人相之佛，圆满即止，即非无量。若佛有量，即非阿弥陀佛。佛法无量即觉行无量，无圆无不圆，无满无不满，亦无是名究竟圆满。晚辈个 人以为，佛教以次第而分，从精深处说是得道天成的道法，道法如来不可思议，即非文化。从浅义处说是导人向善的教义，善恶本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即是文化。从众生处说是以贪制贪、以幻制幻的善巧，虽不灭败坏下流，却无碍抚慰灵魂的慈悲。” 丁元英说：“承蒙大师开示，惭愧!惭愧!佛门讲一个‘缘’字，我与佛的缘站到门槛就算缘尽了，不进不出，亦邪亦正。于基督而言我进不得窄门，于佛而言我不可得道。我是几等的货色大师已从那首词里看得明白，装了斯文，露了痞性，满纸一个“嗔”字。今天来到佛门净地拜见大师，只为讨得一个心安。 丁元英说：“晚辈以为，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别靠自己。这是一个沉积了几千年的文化属性问题，非几次新文化运动就能开悟。晚辈无意评说道法，只在已经缘起的事情里顺水推舟，借英雄好汉的嗓子喊上两声，至少不违天道朝纲。” 智玄大师说：“弱势得救之道，也有也没有。没有竞争的社会就没有活力，而竞争必然会产生贫富、等级，此乃天道，乃社会进步的必然代价。无弱，强焉在？一个‘强’字，弱已经在其中了。故而，佛度心苦，修的是一颗平常心。” 于元英说:“不敢,不敢。释、道、儒均是博大精深的学派，支撑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的文明历程，是伟大的文明。但是，社会在发展，传统文化毕竟是以皇恩浩荡为先决条件的文化，讲的都是皆空、无为、中庸的理，以抑制个性而求生求解。当今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市场经济的民主与法制，诸家学说也面临一个如实观照而俱进的课题，是传统、还是传承?统则僵死，承则光大。” 悟道方知天命 修行务取真经 一生一灭一枯荣 皆有因缘注定 写完之后智玄大师放下笔，说：“此‘天’非彼‘天’，非众生无明之天，亦非众生无明之命，此乃道天，因果不虚，故而改字‘方知’。修行不落恶果虽有信无证，却已无证有觉，已然是进步。能让迷者进步的经即是真经，真经即须务取。悲喜如是本无分别，当来则来，当去则去，皆有因缘注定，随心、随力、随缘。” 智玄大师端起茶碗呷了一口，放下，说：“施主身上乃三气居中啊。三分静气，三分贵气，三分杀气。还有一气住于身中，游离心外--痞气。” 丁元英说：“天下之道论到极致，百姓的柴米油盐。人生冷暖论到极致，男人女人的一个‘情’字。这两个极致我都没敢冒犯，不可以吗？” 丁元英说：“佛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只是依佛法如实观照，看摩登女郎是摩登女郎，看红颜知己是红颜知己。” 丁元英说：“你沿着出国的感受往下参，跟着就参到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落后?你必然从现象参到制度、参到文化，因为任何一种命运，归根结底都是那种文化的产物。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足以让你拍着胸脯说：我们有文化。但是，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却不能让你挺着胸脯回答：我们有什么文化?因为有文化和有什么文化不是一个概念。” 丁元英说：“是皇天在上的文化，是救主、救恩的文化。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从骨子里就是弱势文化属性，怎么可能去承载强势文化的政治、经济?衡量一种文化属性不是看它积淀的时间长短，而是看它与客观规律的距离远近。五千年的文化是光辉、是灿烂，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传统和习俗得过过客观规律的筛子。” 不该作为的不作为就是作为。（丁元英） 男女那点感情的事从古到今有几个是真的？能糊弄住就权当是真的了。（肖亚文） 欧阳雪说：“你都说了，有点感情基本上也是假的。我虽然没多少文化，可婚姻那点事我还是想明白了。亲爹亲娘都靠不住，人家男人凭什么要养活女人?就是因为女人能让男人那个。我看过那种片子，男的使劲，女的叫唤，女人跟男人讨点吃穿还真不容易。女人为什么害怕第三者插足?就是因为她的那东西无效了，人家的那东西有效了，那东西得有效才能当吃当喝。婚姻有什么用?能离婚就没用，有用的就是分男人点财产。” 神即道，道法自然，如来。 如果我的能力只能让我穷困潦倒，那穷困潦倒就是我的价值。（芮小丹） 丁元英说：“你的知道是自觉，现在是让你觉他。知道这个道理的人很多，但多是呈道理和知识存在，不是自觉。道理和知识是没用的，只是有用的一个条件，用才有用。让你觉他什么？觉他的无明，觉他的道理和知识的没用。” 芮小丹说：“至少现在我仍然认为，只要是合法的竞争就是正当的竞争。如果合法的竞争体现了不正当竞争，那不是竞争本身的回题，一定是法律的问题。这个案子的法律关系并不复杂，复杂的是观念、角度、立场。我现在说不好，我需要思考。” 原来能做到实事求是就是神话! 原来能说老实话、能办老实事的人就是神!_、 因此可见，让人做到实事求是有多难，让人做到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有多难,而做到的人却成了说鬼话、办鬼事,倒行逆施。 这个世界怎么了？ 由于酒精的作用，丁元英浑身燥热，说话的兴致更浓了，有几分醉态地说：“不管是文化艺术还是生存艺术，有道无术，术尚可求也。有术无道，止于术。你的前途在哪儿？就在无明众生，众生没有真理真相，只有好恶，所以你才有价值。觉悟天道，是名开天眼。你需要的就是一双天眼，一双剥离了政治、文化、传统、道德、宗教之分的眼睛，然后再如实观照政治、文化、传统，把被文化、道德颠倒的真理、真相颠倒过来，随便你怎么写怎么拍都是心意和深度，这就是钱，就是名利、成就、价值，随便你能说的什么。” 丁元英又喝了一口酒，兴致盎然地说：“用道眼看与用人眼看一样吗？不一样。什么叫特殊感觉？什么叫立意要高、挖掘要深？那不是挖地沟，想挖多深挖多深。也不是爬楼梯，想爬多高爬多高。不在那一道上，你不可能会看到那一道的真相。立意要高、挖掘要深，充其量是个猜测和揣度的版本，不得究竟。” 在中国，有人动不动就拿民族指责共产党，可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中国的政治文化也是传统文化的牺牲品。把几千年沉积的文化属性问题全都记到一个只有几十年历史的政党帐上，这不公平，也不是真实的国情......（丁元英） 马经理哈哈一阵大笑，然后摇摇头感慨地说：“不是咱想黑,是不黑不行啊!用元英的话说,这世界要不是黑白颠倒,那还叫众生吗?那该叫天国了。” 一切有为法，应作如是观。 丁元英平静而淡漠地说：“杀富富不去，救贫贫不离。救主的文化唯救主可说，救主不是人，是道，得救不是破了戒的狼吞虎咽，是觉悟。格律诗的扶贫是不治之治，说扶说救都是虚妄，赖着痞性胡说，充其量也是个现代版的灰姑娘，跟你们 乐圣化点缘而已。” 法律是社会道德的底线，是解决最基本、最表面的问题，不解决文化的根本问题，文化的问题只能由文化的觉悟解决。一个民族的文化属性就是这个民族的主， 主宰着这个民族的文明、荣辱、兴衰。一个民族最强调道德的时候，正是这个民族道德最沦丧的时候。 法律治标，文化治本。法律对于滋生法律的文化土壤无能为力，对于越过法律潜入文化土壤地带从事更大损害、更大掠夺的行为无能为力，法律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最软弱、最无奈的强大。法律的神圣是缘于道德文明的崩溃，关注 弱势，激励强者构筑更高的道德平台和获得更大的综合效应，需要相应的社会文化。 我们观想由人民政府制定了一个允许人民富起来的政策，如果这个允许人民致富的政策是这个政府对人民的恩赐，那么所有因为这个政策挣了钱的纳税人无疑应该对这个政府感恩戴德。如果这个允许人民致富的政策是这个政府本该如此作为的天职，那么所有因为这个政策挣了钱的纳税人就无须对这个政府感恩戴德，而是满意。如果用纳税人的钱帮助弱势群体，纳税人的荣誉、价值怎么体现?弱势群体应该对谁表示感谢?这个恩德应该记在谁的账上?纳税人是应该感恩戴德，还是应该享有荣誉?纳税人有没有可能在解决了自身的生存之后再去追求更高的生命价值？ 构筑强者的道德平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道德平台太低，势必挤压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而过高的道德平台又必然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很少有人能攀缘上去，没有可操作性。其次是过多的帮助不利于社会进步，弱势群体得到的输血越多，则自身的造血功能就越差，就越接近死亡。道德平台理想的高度，是优胜劣汰的法则与人人平等的道德两者之间的平衡。主流的文化，是优胜劣汰的文化，是不给落后观念生存空间的文化。然而，如果不关爱弱势，道德还有价值吗?等级是客观存在，如果我们连等级的存在都不敢承认，社会又怎么可能去建立一种更高级的道德文化?如果没有个体的文化价值的量变，又怎么可能会产生民族的文化价值的质变? 计划经济的弊端在于社会为弱势文化提供了生存、繁衍的温床，解决这个问题主要依靠政治理想的教育。市场经济的弊端在于产生贫富两极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解决这个问题主要依靠社会利益调节机制。计划经济制度，政治是人的最高 价值，获取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唯一通道是首先得到权力。市场经济制度，经济是人的最高价值，获取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的通道多种多样。获取平等的社会值，就必须付出惰性的代价；获取活力的社会值，就必须付出等级的代价。这是由人的自然属性决定的，这就是天道，就是客观规律，而社会利益调节机制的制定则有赖于强势群体的道德价值指标和对社会稳定的天然需要。 某某某杀了一个与他无冤无仇的人，葬送了这个行业唯一能与洋货抗衡的民族品牌,这不叫扶贫，这是杀富济贫。他把“扶贫”作为一面旗帜高高扬起，用那么多人的劳动、汗水、眼泪甚至鲜血把这面旗帜染得更红。 假如没有某某某这样一个幕后人物，王庙村能有今天吗?然而有了这样一个幕后人物，王庙村就真能得救吗?它的本质仍然是在不是人待的地方干不是人干的活儿，拼的就是“不是人”。这种以农舍和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具有先天 发育不全的缺陷，根本谈不上高端技术储备和后续产品开发。如果以牺牲农民的基本生存权来换取竞争优势，将把相当一部分适合这种生产方式的产业拖入绝境，无异于打家劫舍、开仓放粮，陷入小农经济的低水平恶性竞争。 民无“主”，并非真的无主，而是没有对客观规律认识的“主”,只有依赖强者道德的“主”,即为“你要为我做主”.等待父母官的拯救。杀高可以济贫，但本质是济，不是得救。基督教让他们靠上帝，佛教让他们靠佛恩，传统文化给了农民什么？谁来给农民做主？农民的得救之道在哪里？ 丁元英说：“言说尊严，还有尊严吗?能被践踏的尊严就不是尊严，是礼貌。可以言说的尊严，是相对有尊严，毕竟无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