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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农场

Thu, 21 Dec 2023 00:00:00 GMT

摘录

第一章

那么，同志们，我们过的究竟是什么日子呢？我们还是实话实说吧：我们的生命是悲惨的、劳苦的和短促的。我们生了下来，供给我们的食物仅仅够维持我们的躯体里始终有一口气，我们当中那些能活下来的，就被强迫干活，直到筋疲力尽；一旦我们的使用价值到了尽头，我们立马就会遭到骇人听闻的残酷杀戮。在英格兰，动物只要满了一岁，便再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快乐或休闲。在英格兰，动物是没有自由的。动物的一生只有受苦受难受奴役的份儿。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要是有谁对你说，人和动物有共同利益，人富即动物富，那都是谎话，绝对听不得。人只为自己谋利益，不为其他任何动物谋利益。

第二章

其中名气最大的要数一只叫吱嘎的小肥猪，他的腮帮子挺圆挺圆的，眼珠子忽闪忽闪的，动作敏捷，嗓子特尖。他的口才十分了得，每当他力图证明某一个很难说清楚的论点时，其习惯性动作就是身子跳来跳去，尾巴摆个不停，不知为什么这一招很有说服力。别的动物谈起吱嘎来，认为他有本领把黑的说成白的。

你如此念念不忘的那些缎带，其实是当奴隶的标志。你难道不懂得，自由的价值要高于缎带吗？

第五章

其实，他们此刻正在听哪一位发言，必定会发现自己认为这一位说的有理。

那天晚上，吱嘎私下向另外一些动物透露，拿破仑其实从来没有反对这风车计划。相反，正是他一开始力主建造风车，而雪球曾经画在孵化器棚内地上的草图实际上是从拿破仑的文档中偷走的。风车确实是拿破仑自己的创造。

第六章

事后吱嘎到农场各处转了一圈，设法打消动物们的疑虑。他向动物们保证，说什么不得参与贸易、不得使用货币的决议从未获得通过，甚至没有谁提过这样的议案。这纯粹是一种臆想，追起根来可能最初出自雪球散布的谣言。

第七章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我实在没法相信这等事会发生在我们农场。一定是我们自己在什么地方出了纰漏。据我看来，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更加努力工作。从今以后，每天早晨我要提前整整一小时起身。

第八章

星期天上午，吱嘎总要用蹄子夹着长长一条纸，向动物们宣读大串大串的数字，表明各档粮食的产量分别增长百分之二百，百分之三百或百分之五百，因不同情况而异。动物们认为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何况他们再也记不清造反之前究竟是怎么个状况。反正有些日子他们还是感到，他们宁愿少听些数字，多得到些吃的。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Tue, 02 Nov 2021 00:00:00 GMT

摘录

在我看来，这个微笑既带着困惑，又饶有兴致，似乎在说：我说得对吧，没有比现实生活更有意思的了。我们开车回活动房时，夕阳西下，最后一抹斜阳洒在高速公路上。我想起了阿帕奇的女人们。和她们的埋骨之地砂岩祭坛一样，她们生命的形状早在多年以前--在战马疾驰，拱起栗色的身躯准备迎接最后一击之前，在勇士们最后一跃之前--就已注定。女人们如何生存，又如何死去，命运早已注定。由勇士们决定，也由女人们自己决定。像沙粒般数不清的选择，层层压缩，聚结成沉积物，变成岩石，直到最后化为坚固的磐石。 “难道你不教孩子上完厕所后洗手吗?”外婆说。爸爸挂上挡，卡车向前行驶。他挥了挥手，说：“我教他们不要尿在手上。” 我只是因为疼痛而哭泣，我告诉自己，因为手腕疼痛，而不是因为别的。它没有影响我，这本身就是它的影响。当我凝视着肖恩在我的墙上投下的影子，意识到我日渐成熟的身体，意识到它的邪恶，以及我想用它作恶的欲望，那段记忆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多年来，在我的脑海中，他一直是我最后求救的对象。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是我可以拉动的一根有力的杠杆。但现在我拉了这根杠杆，才明白其实它徒劳无用。它根本不能做什么。严格地说，衣服不算出格，但是我知道自己为什么想买它们--为了我的身体能被注意到--即便衣服没有问题，这个想法也让它们不够端庄。我开始了一段觉醒之路，对哥哥，对父亲，以及对我自己有了一些基本的认识。我已觉察出我们是如何被别人给予我们的传统所塑造，而这个传统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我开始明白，我们为一种话语发声，这种话语的唯一目的是丧失人性和残酷地对待他人--因为培养这种话语更容易，因为保有权利总是让人感觉在前进。我再也不允许自己在一场我并不理解的冲突中首当其冲。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爱情或友情，而是我自欺欺人的能力：相信自己很坚强。查尔斯知道我并非如此，因此我永远不会原谅他。去见咨询师就意味着寻求帮助,而我相信自己战无不胜。这是一种优雅的骗局，一种精神战术。脚趾没有断，因为它不那么容易折断。只有X光可以证明它是不是断了，所以让我的脚趾断掉的是X光。这就是你。你一直假装自己是别人，是比你更好的人。但这才是你本来的样子。承认不确定性，就是被迫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无能，但也意味着你相信你自己。这是一个弱点，但这个弱点中透出一股力量：坚信活在自己的思想中，而不是别人的思想中。我常常在想，那天晚上我写下的最有力的话，是否并非源自愤怒，二是出于怀疑：我不知道。我只是不知道。好奇心是一种奢侈品，只有经济上有保障的人才有权享有。我的心思被更多迫切的问题占据，比如跟行账户的确切余额，欠了谁多少钱，我房间里有什么东西能卖上一二十美元。尽管多年来我曾多次重复这句话,但说出它从未让我感到坦然自在。当你是一个地方的一部分，在它的土壤上成长的时候，没有必要说出你来自那里。我从未说过“我来自爱达荷州”,直到我离开了那里。我仰靠在枕头上，几乎立刻就睡着了但入睡前我笑出声来。她没有寄来任何对抗链球菌或单核细胞病毒的药物，只有对付青霉素的。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第一次映入眼帘时，我并没觉得自己是在做梦，但这只是因为我的想象从来不曾创造出如此宏伟壮观的东两。 “我能在风中站稳，是因为我不是努力尝试站在风中，”我说，“风就是风。人能受得了地面上的阵阵狂风，所以也能禁得住高空的风。它们没有区别。不同的是头脑中怎么想。” 我想我的兴趣来自学习了大屠杀和民权运动之后的无据可依之感--意识到个人对过去的了解是有限的，并将永远局限于别人所告诉他们的。我知道误解被纠正是什么感觉--改变重大的误解便是改变了世界。现在，我需要了解那些伟大的历史看门人是如何向自己的无知和偏见妥协的。我想如果我能接受他们所写的东西不是绝对的,而是一种带有偏见的话语和修正过程的结果,也许我就可以接要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人认同的历史不是我被教导的历史。爸爸可能是错的,伟大的历史学家卡莱尔、麦考利和特里维廉也可能是错的，但从他们争论的灰烬中，我可以构建一个世界，生活在其中。当我知道了地面根本不是地面，我希望自己能站在上面。学者与妓女，不可能都是真的。其中一个是谎言。他说积极自由是自制，由自我掌控的自我统治。他解释说，拥有积极自由就是控制自己的思想，从非理性的恐惧和信仰中解放出来，从上瘾、迷信和所有其他形式的自我强迫中解脱出来。我告诉他们，我曾经贫穷而无知。当我告诉他们这些时，我丝毫不感到羞耻。那时我才明自羞耻感的来源：不是因为我不曾在铺着大理石的音乐学院学习，也不是因为我没有当外交官的父亲，不是因为父亲是半个疯子，也不是因为母亲跟着他亦步亦趋。我的羞耻感源自我有一个将我朝吱嘎作响的大剪刀刀刃推去，而不是将我拉走远离它们的父亲；我的羞耻感源自我躺在地上的那些时刻，源自知道母亲就在隔壁房间闭目塞听，那一刻完全没有选择去尽一个母亲的责任。过去是一个幽灵，虚无缥缈，没什么影响力，只有未来才有分量。当生活本身已经如此荒唐，谁知道什么才能算作疯狂？精神崩溃的问题在于，不管你崩溃得多明显，你都会不以为然。我听说了山上正在上演的戏剧--受伤、暴力和来回变换的忠诚。负罪感源于一个人对自身不幸的恐惧，与他人无关。

天幕红尘

Mon, 04 Dec 2023 00:00:00 GMT

摘录

规避法律风险就是正视法律的存在，就是遵守法律。 ‘假’的实相必是假象，天下只有看不清实相的人，没有色空各异的事，‘需要解释’本身就需要解释。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期、历史的规律告诉人们。矫枉必过正，理论上说，这其中的一个‘过’字就是花不完的钱。那不叫见路不走，那叫事于道，又走了一条见路不走的路。见路不走就是实事求是，不住一法。你理解成不拘经验教条就行了。叶子农说：“马克思主义胜利失败关我什么事？我不愿意跟人讨论这个问题，谁的看法谁揣着，我没想去影响谁，也没想去受谁的影响。” 叶子农说：“那你就是拿别人的东西糊弄事了，你知道的只是别人的认识，你知道别人的认识和你自己知道，不是一回事。” 叶子农说：“所以，信即不是，信仰只管需要信仰的用，对我这种刨根问底的疯子就不用谈信仰了。文件印证并放大着他在柏林的那个微弱的敏感，他的心情也在这其中发生着变化，他感到正在看清一种东西，并且被这个东西推动着。他觉得自己那种踌躇满志的感觉又回来了，那种踌躇满志只在做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曾经有过，那是一种久违的，已经被平淡岁月磨灭了的感觉，合作不是你死我话，是利益的趋同和选择。一个群类一个活法，相互价值无效。叶子农坐下，说：“能让您获得优越感，这让我觉得我的穷酸也有了价值。” 叶于农放下筷子，擦擦汗，又擦擦嘴，说：“你得允许一部分人先高雅起来，一部分人后高雅起来，一部分人怎么也高雅不起来。” 罗家名栽的跟头是呈因果存在的，谁具备了那种条件谁都离栽跟头不远了，因果还能虚了吗？叶于农说：“你来的第一天我就跟你说，我不是高人，没有高招儿，你不信哪。我拿不出你想要的东西，有的话我早给你了。” 老九说：“你没给罗家明吗？那见路不走算什么？” 叶子农说：“见路不走是提醒他，甭琢磨什么高人，高招儿，是让他做老实人、办老实事的，是让他实事求是的，可他还是奔高人高招儿去了，这一奔可就瞎了。罗家明就是这样死的，你要往那儿奔，你也死。” 老九说：“我觉得你这次劳务输出就是高招儿。” 叶子农说：“那是条件的可能。条件的可能是什么？就是实事求是。你来干吗呢？你是来我秘籍、法宝的，是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要点石成金的，你这不是难为我嘛，咱要有那点石成金的本事，那咱还不把天下的劳苦大众都点成大财主？” “你连想都没想过，怎么可能去做呢？想只管想的用，每个条件只管它这个条件的用，不管别的用。如果你面对的不是正确，你跑一辈子也没用，老天不会因为众生心诚就把有志者都成全了。条件的可能是啥？就是让你想可想子想，能可能之能。你想了条件不可能的，一分钱也是贪心。只要是条件可能的，多少都正常。” 叶子农说：“觉得神道不怕，只要不是吹气儿显灵的，咱就好絮叨。” 叶子农说：“实事求是是个很大的概念，很原则，很宽泛，只是你听多了，不觉得它神道了，不觉得神道并不表不你就真懂了，更不表示你就能操作了，就像好多人在说实事求是的时候，其实实事求是根本不关他的事。他那样说只是想表示他是明白人。见路不走是“见路非路，即见因果”的意思，跟“见相非相，即见如来’是一个道理。见路不走是实事求是的执行和具体，更具提示性，更容易理解和操作。” 叶子衣说：“啥叫路呢？成功者的经验、方法叫路。路管不管用？管用，不管用早没人走了，它管借鉴、模仿、参照的用。但是我们说它有漏，不究竟，因为成功者的经验是他那个条件的可能，你不可能完全复制他的条件，完全复制了，也就不是你的人生了。见路不走就是提示你，不要拘于经验、教条，要走因果，只有因果是究竟的，是无漏的。那咱说是人就会有错，但你至少有了这种意识，比起唯经验唯教条就少出点错。啥叫命运呢？除了不可抗拒的外力之外，剩下的不就是多出点错与少出点错的区别嘛。叶子农喝口茶，接着给老九解释名词，说：“如来是啥呢？这得从因果律说起。什么条件产生什么结果，这是规律，这个规律是怎么来的呢？不知道，因为说来就已经错了，有来必有去嘛，而因果律无所从来，也无所以去，人们就用如来这词来表述这种性质。“见相非相，即见如来”的意思通俗点说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这里的如来当真相讲，往大里说就是了悟得道的意思。” 迷信的和科学的都用得道这个词，那就看你的甄别能力了。叶子农说：“见路不走不是让你跟别人一样的，也不是让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它不以一样不一样为判断，它是让你立足自身的条件。以自身的条件可能为判断。老九有种如梦初醒的感觉，倒了一杯啤酒一饮而尽，说：“我好像有点明白这个见路不走了，就是你不能跟着经验、教条瞎跑，也不能跟着形式走，只看因果、本质，只按它的条件可能去说，至于跟别人一样不一样的不用去考虑，也许是一样的，也许是不一样的。叶子衣说：“人是最愿意走捷径的，比如谁谁的成功之路，他以为别人成功了，他照搬过来也会成功，那就危险了。唯经验、唯教条，这走西害人呢。甭管是谁的经验教条，一碗面条你去唯唯还没啥，可要放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那后果就不得了了。叶子农说：“真相只有一个，假象无穷多。” 叶子农用手指沿那堆豆子画了一个圈，说：“这是个“场”的世界，有多少立场就有多少观点、主义。众生是立场的、利益的、好恶的、众生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出离立场的观点在立场的圈里是没地方立足的，因为没有“场’可以让你立。” “但凡还愿意睁眼看一下的人，有谁还能否认中国在一天天变好吗？” 叶子农说：“你就是刀架脖子我也不能说我的看法是对的，只能是以我的认识能力所能认识的。我没去影响谁，怎么错都是我自己揣着，不妨碍别人。现在是你要让我输出你的价值观，我只是不想说违心的话，我们谁都不是道德楷模，可人的那点诚实总还得要吧。叶子农说：“觉者与众生是社会研究对象的泛指，既有你觉的就必有你惑的，明白了这个不一定明白那个，人人都有所觉有所不觉，不做具体指。” 布兰迪说：“按你这个说法，这世上就没真理了。” 叶子农到卫生间摘下挂在墙上的镜子，同来将镜子竖在豆子旁边，说； “它就是，它照到什么是什么、它没立场、没好恶。其实“客观”也是一“场”，也未必是真相，客现只表示没有利害关系，不表示没有好恶，也不表示有如实观照的能力。” “只要是人就不可能是镜子，因果律是镜子，辨别、证明的逻辑和实践是镜子。其实真理也不‘是’，‘是’的就不叫真理了，叫定律。出离立场不一定是真理，但一定是不被立场接受的，没受众就没钱赚，这就是硬道理。这种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瞄一眼心里有个数就行了。” 叶子农说：“如果共产主义是神话天堂，不用违心它也是荒谬的。马克思不是神，不是思想探索的终结者，人类就是批判地认识前人的东西才得以进步，凭什么到了马克思这儿就批不得了呢？比如公有制，没了私的公有制还怎么公呢？你这个公往哪儿待着呢？矛和盾是本一的事物，有谁还能扔了一个揣着一个？比如阶级斗争，如果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那就否定了阶级斗争之外的一切社会矛盾，怎么可能呢？大锅饭一样让工人队伍里有怨言，宫廷里的权力之争一样杀得你死我活，每个元素都对历史演化产生着影响……” 人民是无关对错的，人民不受问责，不属于对错的判断，人民的利益更没有对错的判断，只属于可能程度的判断。人民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称与知道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一回事，人类对社会规律的认识是复杂的渐进过程，不是谁一刀下去分成对错两半就算完事了。探索社会规律马克思不是唯一的，马克思的认识方法也不是唯一的，马克思是站在他那个时代条件下可能的认识，用神或终结者的要求去评价马克思，可以肯定不是科学态度。马克思的话不是句句是真理，《共产党宣言》就一再修正，100多年的实践也在不断认识和修正，评价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去关注它最核心的东西，而是以直取文字的方式去评价，那就只能是不同立场的各取所需，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各自的立场需要什么。” 叶子农说：“如果不讲逻辑了，那剩下的只能是文字游戏。” 叶子农说：“一句话，世界经济有机一体就是人类共产，阐述这个演化原理的理论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一词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拯救，许诺的色彩，人们出于美好的愿望把共产主义神话了。共产主义不是消灭穷人、富人，不是天堂，不是物质和道德指标，是经济学的概念，是经济形态的描述，它既是经济规律的产物，就一定不是人可以奋斗来的，也就不可能是哪个阶级获得解放的理论武器。最通俗的理解，地球东边经济危机，地球西边碗里就少了一块肉，这就是共产主义。” 叶子农说：“碗里烧了一块肉，经济结构就会调整，有所淘汰，有所催生。碗里连饭粒都没有的就会闹事，只要我挨饿你就别想活踏实了，社会就会朝更稳定的结构整合。共产其实是一个很平常的词，可以是几个人合伙共产，可以是企业联合、兼并的共产，可以是地域与地域或国家与国家合作的共产，地域性的社会化经济，你可以叫它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球结构的人类大经济，就是全球经济高度依存、高度一体化，这种经济形态给它起个名字就叫共产主义。人类各个角落的经济会因不同条件呈现不同形态，但不管什么形态，其本质都是朝着社会化和全球化的方向演化，它不管你什么政党、主义，那是经济规律，是由生产力发展要求决定的，是人类趋利的本能。” 叶子农说：“人是我要比你强的，我要比你尊贵、富有，比你荣耀……归根到底是我得比你强，比你强了才踏实，这就是人的原动力。所以，尊重、关爱才成了道德，而能众生平等的就不是人了，是佛，是基督。资本的本性是逐利，而把货币、技术、信息……包括青春美色和健壮体格等一切可用之用都转化为资本的，是人。市场经济是丛林法则，当社会矛盾演化到谁都过不踏实的时候，生存秩序和生产力要求就会催生与之相适应的新规则，就是以国家意志对市场经济和社会分配有所干预、有所调控的社会机制。教条的社会主义以为消灭了资本就没事了，其实关资本什么事，丛林法则的原动力是人，遏制了人的原动力，经济就没活力，苏联解体和中国改革都是作为果存在的，无需论证。社会化经济就是不‘唯’的经济，不唯资本形式和结构，不唯所有制形式，不唯资本意志，不唯市场经济……资本市有规律的，运用资本规律协调社会关系，不断解放生产力，人民安居乐业过日子，这就是社会化经济，就是马克思没有我们在140多年后看得清楚的社会主义。人们出于各自的好恶可以不叫它社会主义，人类不能被一堆名次困住了，不必为一堆名次吵得脸红脖子粗，其实那只是一堆符号，注重本质的就不会在意它叫什么。” 叶子农说：“如果只把共产主义运动看成是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那就狭隘了，一党之利没那么大能量，最本质的是社会矛盾已经激化到需要变革的程度了，人类出一个马克思是偶然的，社会矛盾时必然的，《共产党宣言》本身就是社会矛盾的产物，没有马克思主义会有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没有共产党也会有这个党、那个党，都是要爆发的。” 如果政权时可以单靠武力维持的，历史就不会有王朝变迁，就不会有苏联这种军事强国的解体。不管你是什么政党，什么主义，只要是违背基本国情的国策，就没有不被淘汰的。我不知道你对中国历史了解多少，儒家文化是中国根植最深，影响最大，渗透时间最长的文化，之所以有这么强的生命力自有它的道理，因为它适应皇权制度和小农经济的生产力要求，但是到了工业革命和资本经济时代，它已经无力承载现代工业文明了。美国是移民国家，各种价值观汇集，不存在根深蒂固的一统文化，所以很难理解一种文化的根深蒂固对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中国只能站在这块文化土壤迈进工业文明。如果儒家文化管用，是解放生产力的，谁敢欺负这么一个大国？历史的事实是，在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之间，中国的国情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不是因为共产党比谁会打仗，是社会基础，正如美国的社会基础决定了美国的社会形态。（叶子农）叶子农说：“在我看来，马克思的资本规律说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观，辨别、证明的认识观。也许是我太笨了，我看来看去就只看出了一句话，实事求是。以辨别、证明的认识观实事求是认识事物，这就是我认为的马克思主义。” 叶子农说：“务实与实事求是能不能画等号？咱就算愣画等号，佛法讲如实观照，翻译过来也是实事求是，那佛法与马克思主义又该谁是谁呢？基督教的神，道教的道，佛教的如来，马克思主义的客观规律，刨到根其实都是一样东西，规律，又该谁是谁呢？不同价值体系的共性有着不同的外延，因不同用，做不同方向延伸。” 叶子农喝了一口水，说：“民主不是先挖渠还是先放水的非此即彼，不是为民主而民主的事于道，民主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不是谁想不要就可以不要了。不同的社会条件决定了不同的民主形式，没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宝。” 美国到处输出它的民主与过去中国要把红旗插遍全世界，我看不出来有什么质的不同，同样是事于道。（叶子农）叶子农看着睡衣就笑了，更是自嘲地说：“我穿它？你可别让我去糟蹋生活。我是野生植物，一弄成盆景就不知道该怎么活了。” 人大多是这样的，即使是同样的错误，在指责别人的时候通常是不包括自己的。（戴梦岩）叶子农说：“因缺有需，无论是时尚的、年轻的、尊贵的，都是卖给需要它的人。问题是你需要吗？你老吗？穷吗？” 叶子农说：“平静的心作为果存在是有条件的，取决于你的觉悟和认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由不得你可选可控。真宁静了，就真了无明了，也就没什么致远致近了。” 叶子农说：“没浪费你节约什么？你有这种想法就已经离白扔钱不远了。” 叶子农抽一口烟，说：“一分钱能花出一分钱的有效，你已经不是人了，是神，这表示你没有错误。但是，只要你还是个人，怎么可能不出错呢？一分钱能花出八成的有效，就是我们常说的高人。六成的有效，就是可以接受和允许存在的。一分钱掰成八瓣花，那得是多大的贪心哪，您还有可能如实观照事物吗？无效，您再省也是扔。” 一种被认为正确的观念一旦印到脑子里，不是谁拿块砂纸就能打磨掉的。（方迪）叶子农说：“过去国家是皇帝他们家的，叫家天下，皇为主，民为仆，人民都是皇帝的子民。民主不是谁给谁发福利，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挣脱皇权制度束缚的历史必然，是利益要求，是根本利益的转移。如果民主是民天下取代家天下，那么家天下的消亡既是民天下的实现，同时也是民天下历史诉求的消亡。” 民天下基础上的管理方法不属于民不民主的判断，属于科不科学、有不有效的判断，不是一个范畴的问题。授权在人民，人民是给自己的利益选择执行者，不是给自己选择天敌。（叶子农）民主就是一服再好的药，您也得卖给对症的人，您不能不管人家有病没病，也不管人家得的是什么病，逢人都开这服药。如果贵联盟是以售药为己任，那基本就是个野郎中了。（叶子农）用自己的民主去否定别人的民主，这本身就不民主，都一刀切了还谈什么民主？您是为您的民主的，人民是为过好日子的，您的需要有没有可能取代社会发展条件的需要？不可能嘛，什么民主能让人民过好日子，人民才需要什么民主。（叶子农）方迪说：“判断是一种能力，是认识事物的能力。就像咱们好多人，我能跑，但是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胞。能跑是一种能力，知道该往哪儿跑更是一种能力。咱们好多人都是跑了半天跑错了，白跑。人家知道方向的人不用跑，慢慢悠悠散步都会比咱们先到达。” 叶子农说：“那都是人家设计好的，知道你最要命的是什么，就是让你完蛋呢。事实上我也确实是完蛋了，果不受修改，现在老天爷来了都没用，你就甭操心了。” 沈处长用手势示意黄队长不要插话，然后平静地说：“你是将军的儿子，你父母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希望你继承他们的遗志，做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叶子农说：“辛亏我有个正义之爹，不然还指不定继承个啥呢。真理靠血缘帮衬，没准儿哪天就面目全非了。” 命题一：真理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命题二：唯有变是不变的。乔治设置的相对与绝对的命题，是边见有二，他自己都知道是错的，这个错是个逻辑陷阱，是引导我去承认变与不变的那个命题，只是乔治不知道变与不变的命题虽去二归一了，但也只是出离了边见有二的境界，去二仍着一，并不妨碍一仍有漏，不空嘛。乔治如果出离到了去二不着一，他一定不会叫我去纽约。（叶子农）叶子农说：“我认为，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人与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可以自由地走在柏林的大街上，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极端主义，不是恐怖主义，不是歪说、邪教，是社会科学，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发现和解释，是认识事物的方法，是讲因果，讲实事求是，如果因为认同马克思主义就得被吓得缩起来，我会觉得羞耻。这不是跟谁斗争。这只是我对这个事务的态度，如果这个态度必须得以支付生命为条件，那就支付好了。所以说，也不赶快也不赶慢。赶快，是被极端主义吓倒了，揣上个这心病过日子，那还过个啥劲呢？赶慢，是诚心去找死，咱干吗非跟活过不去呢？咱不是找死的也不是找活的，咱是过平常日子的。再往大点说，咱不是过好的也不是过坏的，咱是过条件可能的，包括了价值观的这个条件。” 咱是看客，不是实践者，坐在观众席上说三道四总比实干来的简单。（叶子农）要知道大多数人的价值观都是在舆论引导下完成的，大众不可能个个都具备独立、精透的辨别能力。咱既然被扣了个专家的帽子，就不能随便说话了，咱既不能干扰正确的，也不能误导认识能力比咱还不如的，这是一个能被称为专家的人起码的社会良心。（叶子农）以共性的东西去推定一方的是非，那个不叫说理，学术点说叫意识形态斗争，俗称就叫骂街。党派之间有骂，国家之间有骂，党骂国骂都是骂，别以为打块集体的牌子就不是骂街了。（叶子农）叶子农笑笑，停了少顷。说：“九哥，啥叫文明明？众生是敢啐圣人一脸的，是不敢啐强盗一脸的，所以要有文明，不必谁力气大抢食物，让众生也可以啐强盗一脸，让女人、孩子有优先权，这是文明。明是爷们儿，不该为女人担待点吗？” 叶子农说：“这关雅俗啥事？如果钱是谈出来的，那咱得拼着老命谈。如果钱是作为果存在的，只要条件具足你谈不谈它都出来。如果谈了没用，那不歇着还等啥？” 叶子农在纸上画了两道竖杠，间隔五六厘米，说：“境界是一个表达状态的区间，两边为界，界内为境，不可能揣着这边扔了那边，是本一的。如果不赋子它具体的内容，这个表达工县本身没有任何意义。” 叶子农在两道竖杠旁边又画了两道坚杠，两道外杠的间距更大了，又从起初两道竖杠的小区间画出一个箭头进入的大区间，说：“出离，在这事上讲就是不属于雅俗的判断了，进入了一个更大区间的属性，属于平常与不平常的判断。极品女装是啥我不知道，论可表达可提作的起码也该是出离荣华的不需吧。出离荣华不是没有，是不属干。浮华散尽也不可能是你，是穷光蛋。什么叫定位？定位就是排他，就是不能搁哪儿都行。” 叶子农说：“人家佛像招你惹你了？我只是说你不需要弄通马克思主义。每个人的活法不一样，有人靠鼓励，有人靠信心，有人靠真相，不是人人都需要弄通马克思主义的，也不可能嘛。宗教能给人心理支撑就是有用，人需要心理支撑，没心理支撑步都迈不动。” 沈彪说：“我没心理支撑也迈得动。” 叶子农说，“这就是扯淡了。现在让你走到客厅，你留下的脚印就是你走这段路所需要的面积，如果把脚印以外的实地削掉，每个脚印之外全部是万丈深渊，你再走个试试，我怕你一步都迈不动吧，脚印以外的实地就是心理支撑，你没踩上不表示它没起作用，人活的过程就是不断寻找心理支撑的过程。咋，没弄通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活了？” 叶子农说：“开餐馆跟别的事一样，都需要术、道俱足。术在这里就是烹饪手艺、资金啥的，道在这里就是思维方式、大环境判断、决策原理。无道无方向，无术无实施。九哥的条件都俱足了，就没有不成的道理，因果还能虚了吗？” 人是懒于动脑、勤于动心的，喜欢把某个条件放大为成因的全部，这样容易比照，容易获得信心。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大家都是人，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事实不是这样的，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事实不是这样的，别人能做到的我不一定能做到，‘都是人’只是其中一个条件，只有我具备了别人能做到的全部条件，我才可能做到，而事实上我很难悉数复制别人的条件，只有根据我的条件去做我能做到的，才是不脱离实际的。（方迪）叶子农说：“那个没有公示性，不涉及社会观感，反映的是我的真实态度。这个是招摇过市的，当个人私事涉及了社会观感，你的顾及半径就得延伸。因为认同马克思主义就需要保护，这不是我的真实态度，也不能表达这个态度。” 人嘛，活着就有麻烦，就得有担当，谁都不想有麻烦，也不是所有的麻烦都能躲过的，躲你能躲的，受你该受的，这就是生活。一辈子自我鄙视，那是生不如死，那还活个啥劲呢？（叶子农）叶子农说：“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态度里，都按自己的标准衡量各种关系，什么关系承载什么内容，核定多少担当。有人要钱不要命，有人要心安不要命，有人连横穿个马路都可以不要命，形形色色，看人了，所以叫大千世界嘛。” 叶子农说：“你、我、奥布莱恩，世上所有的人，只要人性没发生质变，就都是人的那点事，只是随着条件的变化以什么形态呈现而已，已有的日后必有，已行的日后必行。《圣经》跟你说这个啥意思呢？知道点，大惊小怪就少点，心态就平和点。” 叶子衣说：“所以，都没啥。达摩面壁、愚公挖山，各下功夫，各摘果子。” 中国的经济已经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而人的历史尺度的认识却相对滞后于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是正常的，是人的认识能力渐进成熟的一般规律。（叶子农）方迪说：“如果要让我说几句鼓劲儿的话，我想说：今天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公司的创业元老，如果公司能按预期的发展，公司将会有一个高速扩张的阶段，那时候公司的最大困难不是资金，不是技术，是派不出干部。” 戴梦岩说：“他没生气，还说谢谢。我不明白，为什么还要谢我呢？他说：能让您获得优越感，这让我觉得我的穷酸也有了价值。这句话我一直记着，让我想了很多，比如吃得苦中苦方做人上人，比如出人头地，原来我们的快感、满足感、优越感是要从我比别人强里获取的，原来我们是这个活法。我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想想常挂嘴边的爱心、善良，我突然觉得好假好假。子农真的是让我见识了什么叫人各有志，突然你看见人不唯财死了，鸟不为食亡了，你傻眼了，不知道为什么活了。” 叶子农说：“有些事是能想不能说的，说了就是邪恶，就是精英主义的蔑视大众，就是与人民为敌，一大推罪名。有些事是能说不能想的，民主、自由、人权，说了没事，放之四海不挨骂，一想就蹦出一堆问号，摁都摁不住。” 叶子衣说：“什么是民主？判断民主的标准是什么？意志一定体现利益吗？人民这个词是不是被滥用了？还有自由、人权，等等吧，都是问号。” 叶子农喝了口啤酒，放下杯子说：“什么是民主？也许这个问题很简单，简单到什么程度呢？人民的国家，人民也得有个管理国家的法子，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不可能一个法子四海显灵，上帝都不会答应，那他妈还是因果律吗？从家天下到民天下，民主是国家所有权转移的性质，判断主不主的依据是什么？是利益，是看所有权利益的受益者是谁，这比判定哪种形式属不属于民主更能让人看清真相。如果数了半天人头，人民不是所有权利益的受益者，您再怎么数人头也是假民主。佛法讲见相非相，马克思主义讲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这个道理。数人头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适用恰当与否的判断，没有好坏对错的判断。把一种方法当成民主去等同于人民的利益，而且还是唯一的方法，而且这唯一的方法还要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个让我不解。” 叶子农说：“你的意志能体现什么？是你的好恶和认知能力。凡是符合你的好恶和认知能力的，你就赞成，否则就反对。” 叶子农说：“所以，佛法才让你依法不依人，马克思主义才跟你说是事物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所以，一个实事求是的机制是否比一味迎合意志更接近科学呢？” 叶子农喝了一口啤酒，沉静地说：“中国的最大威胁不是人家的航母导弹，是自家人看不清楚的各种民主。凡是数人头的就往民主里归置，凡是没数人头的就往皇权里归置，这种思维除了西方民主就是皇权，不知道意志不一定体现利益，不知道还有个‘见路不走’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没有矛盾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利用、放大社会矛盾，用所谓的民主来搞乱中国，这是成本最低，遏制力最强的利益争夺。我再痞，也没痞到跟人民过不去。自己过过脑子，真遇到事了不至于稀里糊涂瞎起哄。” 中国盛也民主，衰也民主，盛于实事求是的民主，衰于事于道的民主，盛于国家所有权利益的本质民主，衰于迎合大多数人好恶的形式民主。美国式的民主曾经是革命的，現在已经不革命了，甚至需要革命了，美国人民和欧洲人民如果还抱着美国式的民主不放，将来的结果很可能跟苏联一样，是自身垮掉了，用不着谁去打倒。意志不一定体现利益，人类社会走到这个共识还需要时间，谁先意识到，谁就占优势。（叶子农）说到专制，不管什么事、什么条件，不回青红皂白、唯数人头论，也是一种专制，是对实事求是的专制，是对科学决策的专制，本质上还是对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专制，而违背科学的，违背事物规律的，就没有不付代价的。（叶子农）判断一种文化的利弊，如果不是以认识事物真相和接近事物规律的法理论，而是以东方与西方的方位论，以黄土与海洋的颜色论，以传统与现代的时间论……这就唯了，要么东方西方，要么黄色蓝色，要么唯心唯物，要么儒家法家，很多的，这个思维半径已经不足以有效判断事物了。讲唯本身就错，说唯已经有了一堆，再弄个唯心与唯物的统一就更错，那不叫统一，叫搅拌，就更一锅粥了。人陷在这个境里面出不来，很多事物就无解，不是所有的判断都适用非此即彼的。如果不以方位、地域、新旧为判断，而是以认识事物真相和接近事物规律的有效为判断，你就不在意它古今中外。（叶子农）

背叛

Thu, 14 Dec 2023 00:00:00 GMT

摘录

男人语调平淡地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不会随机应变，你也不要乘人之危。” “子云这个人哪，入佛门六根不净，进商界狼性不足。” 住豪华饭店、坐高级轿车，这种不劳而获的待遇给夏英杰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仅仅凭性别就能轻易得到的东西，肯定会包含某种发霉的味道，这使她无法平衡自己的人格。我想告诉你，我既不高尚也不坦荡，我与他们只是利益的组合，或者说，是由骗子和傻瓜组成的集团。宋一坤什么都不说，只是启发、引导别人的思想，让别人用自己的头脑去推断出错误的结论。人责有自知之明的潜台词是，人很少有自知之明，当他们碰破了头，开始怀念两年赚三百万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该归队了。财富的含义很广泛，它包括知识、经验、感情、信任、伦理、爱心等等，而不仅仅是金钱。然而流血事件已经发生了，这就说明它的意义应该做出另外的解释。从事件的时间、方式和地点来看，这是一个有预谋、有步骤的行动。这种方法很传统但却很高明，高明之处在于：我在这边点火，造成一种不可逆转的惯性、态势，迫使你在那边做出顺理成章的决定，既平息了家庭阻力，又达到了留人的目的，一举两得。他也许很难理解夏英杰对感情的渴望和对平等的需求，他觉得局面急转直下，变得一团糟了。然而，这种局面却正是夏英杰所期望的、完全符合她的章法。她要的是人，是彼此处于同一生存起点、是不含任何杂质的感情。 “我从来没说过你是坏人，也从没说过自己是好人。”宋一坤认真地说，“我们是两条十字交叉的直线，注定了要在一点上相交，也注定了各奔西东的轨迹。” 我是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忍受的鄙视太多了，所以就特别希望得到尊重，但是你做不到这一点。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解释，这是阶级本性。男人要靠自己打天下，往最坏的方面考虑，朝最好的方向努力。人际关系是一笔重要的财富，不可破坏性开采，是盖楼的材料就不能用来搭鸡窝。同时，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我们的困境，否则会动摇他们对我们的信心、那种损失就大了。不能因为眼前的困难而冲击长远利益，必须调动一切力量主攻一个方向，不求全面开花，只在一点突破。我判断，只要能坚持一年，形势就会发生有利的变化，而现在的时间就是最大的效益，早点积蓄一些力量，就能避免实力和机会之间出现断层。我宁可养虎冬眠，也不能损伤虎威。宋一坤相信：运动是一切事物的规律，任何机会都在运动之中产生。他的指导思想是，节约每一个铜板、为了战争的需要。他所需要的是时间、时间。这个世界凭的是实力，有几杆枪就有几多身份，和军阀制据没什么两样。中国人都知道，读者口味与法律法规有时候是有冲突的，作为书商两头都得罪不起。所以就得在这两者之间游戏。法律和读者都是第一位的，既要保任性命，又得赚取利润。要愚蠢的人接受真理，原来并不比让癫蛤蟆上天更容易。 “明明没有诚意还要去谈，总感觉不道德。” “那叫火力侦察。”宋一坤说，“衡量商业道德的惟一标准是法律，而收集信息则是商业活动中最基本的行为。如果像你这么想，那商人都得跳楼去。” 少见与多怪是因果关系，本质是见识少。 “商业行为中，最不可轻信的就是成功者的经验之谈，传授你赚钱之道的人往往是要看你笑话、希望你破产的人。幸福是相对而言的，，是由不幸比较出来的，所以你的不幸就有了价值。” 弱肉强食也罢，普渡众生也罢，关于世界的本质，必然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有一种意识牵动着他，驱使他又回到客厅门口，用一种自我嘲讽的口吻说：“我的艺术作品总是不能拿出来被人欣赏，我的剧院里难得有人具备观众资格。你既然来了，当然不能放过你。” 叶红军低头看资料，什么也没说。但他知道、宋一坤这种人最大的痛苦在于；他的情绪不能宣泄，他的内心世界不能交流。宋一坤对这个计划的局部残酷性有所认识，但他有两个理由可以起到平衡心理的作用，一是生存的自然法则；三是盖棺而论的善恶比重。伟人的功过尚有三七开、四六开之说，我一个草民，一生岂能没有一两次过失？宋一坤看着他，沉默不语。他想：也许我真的不简单，但越是不简单的人越容易承受负疚。在求生的世界里，很少有几件事情没有负效应的一面。也许，这种负效应的阴影会折磨我一生。这不符合形式逻辑，但符合辩证逻辑。宋一坤说：“所谓‘破坏性开采’，说白了就是商业欺许。所以，这动作必须是独立的，没有副作用扩散的和没有侦查线索的。方案已经考虑好了，包括每一步操作细节。但问题不在这儿，问题是由谁出面执行这个力案。” “我的意见，最好租下一座办公楼，离居民区越近越好，而且要气派，要有搞企业的样子。当嗓音把居民折磨得无法忍受时，新闻媒体就会出面曝光，尤其是电视台。这个声势闹得越大越好。我方也应该配合调查，主动接受处罚，并大肆宣扬。接着，我方要在卫星电视上大做广告，寻求半成品磨光工序合作伙伴，让所有的人都相信我们是为了分解噪音，加工合同全部经过公证。而我们就在这个环节上做文章。” “我明白了。”叶红军说，“用物价部门核准的合成原材料成本价作为依掘，向每个加工户收取成本保证金，而加工户拿到的规是普通原料的半成品。也就是说，加工户永远拿不到本金和加工费，我们的人将随着这笔巨资一起消失。” 我最深的感触是，你们活得看似平淡，其实一招一式都有章法，不像我没头苍蝇似地瞎撞。你活的有价值，是大空间，我活的是以虚荣为动力的潇酒，说白了就是傻乎乎的少女情怀。而我们早就该超越那种层次了。夏英杰答道，“有些事说不清楚，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价值观当然也会不同。问题是哪一种价值观更接近实际。” 近一个时期以来，她心里总是不能踏实，回忆过去、分析现在、推测未来。一个悬在她脑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她，她不断地问自己，高等学府的学历究竟应该是自己成就事业的知识基础，还是仅仅做为糊口谋职的工具？夏英杰的发展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她越来越不甘心了。厦门所发生的一幕幕似乎在很久以前就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注定了，仅仅是在需要的时候鬼使神差地重现了一次。这是一个真正的难题，也是一个危险的隐惠，但宋一坤是永远不会就这个问题向夏英杰张嘴的，这不仅仅是没有勇气，而是他不能容忍给双英杰的灵魂玷上污点和灰尘。在他的危险与夏英杰的正直之间，他宁可选择危险，尽管这种危险是致命的。新闻媒介在往上捧你的时候是从来不给你留梯子的，惟恐捧得不高，惟恐跌得不快，怎么收场那是你自己的事。 “三年的职业记者工作使我有机会知道什么是天高地厚，我得自己留好梯子随时准备走下来，而不是摔下来。” 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集中攻击于某一个点位，不打无准备之仗，尽量避免短兵相接，这是宋一坤的一贯战略。宋一坤说，“吃地摊可不简单，它需要很高的境界。你不必装腔作势，你不必注意别人的盘子会不会使你感到寒酸，而根据别人的盘子来决定你的饭菜规格。你不是吃给别人看而是吃给自己，你可以随心所欲体会自由的感觉。你说，这算不算返朴归真的文化情调？" “我还能肯定她很漂亮。”叶红军说，“根据新闻常识，这类傻大姐运气好的不多，似乎她们是生物链的一部分，正好迎合食肉动物的需要。” 作品告诫女人：不可轻信那些高高在上的女权运动救世主们，不可轻信“女人为自己活着”的偏激观点，那些不顾实际而将男女按同一竞技规则计分的女权理论，表面上拔高了女性，最终却是伤害了女性。女性地位的提高有赖于自身的经济独立，有赖于发达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更多的适合女性生理特征的工作岗位，有赖于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罗马街头，日本产的轿车，日本人的银行，日本人的超级商场随处可见。相比之下，似乎吉普赛人永远都在四处流浪，似乎罗马尼亚人永远都在街头卖报纸，似乎中国人永远都在开餐馆打工。叶红军说，“文化嘛，自古就有学术型和实用型两种，按学术型去生活，头破血流。按实用型去著书立说，那是犯罪。” 人的自私和贪婪往往使人原谅自己的不规范行为，所以越增加了坦然的容量，它通常包容许多缺点错误而仍然能够保挂平衡，于是，人们常常忽略了它的存在。人固然有狼性的一面，但狼性的挥发一旦超越坦然所能包容的极限，人便失去了心安理得的心理平衡，生命自身对坦然的需求就会压倒一场物质财富所带来的快感，活着本身便不再具有生命意义。坦然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财富，只有失去它的人才能刻骨铭心地理解它的价值。而人们认识到这一点，往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或自杀，或一生的阴暗、惶恐。作为人，你可以不必高尚，因为高尚毕竟是社会道德的要求。但你不能没有担然，因为坦然是你生命自身的需要。所以，即使你的高智商能够逃避法律的制裁，你的行为也要为坦然留点余地，因为下一个对手就是你自己，你人性需要的本能。（方子云）但是，活着的人还得面对现实，这个世界不是靠情绪组合的，而是靠理性？当然，你的直觉会告诉你很多东西，但司法诉讼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如果我的沉默能避免一场地震，我只能沉默。夏英杰很激愤，接着说：“财富固然很重要，我自己也不是佛门圣子，我也有私心、欲望，我也会搞点小阴谋、耍点小聪明，但凡事都得有个尺度，得限定在人性的行为之内。如果财富的代价是近百个家庭的痛苦、绝望，是由此引发的绑架、斗殴和自杀，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果你是坐在眼泪、血腥和白骨上面，你能心安理得吗？我看化成鬼埋到地下也不会踏实。如果这笔财富不能给你带来心理上的幸福和满足，而是带来永远都抹不掉的负罪感，那么财富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呢？” 在财力和地位允许的情况下，违法犯罪会转化为一种介于法律和政策中间的高级行为。合法的掠夺在这种时候通常被称为：目光敏锐、胆识过人、经营有方。（叶红军）那样一个跨国界、跨地区的大阴谋，那样一座庞大复杂的机器，谁能想到它的神经中枢竟在这里，竟是这个平淡到与退休老人下棋的男人？这个世界太神秘了。宋一坤也将夏英杰搂住，轻声说：“具体情况不明，盲动，死得快一些，不动，尚能多活几日。” 宋一坤所答非所间，沉思着说：“凡事，都得有个度。方子云需要钱，可他舍弃了钱选择了自杀。叶红军和你夏英杰也需要钱，可你们舍弃了钱选择了背叛。我以为只要不去亲自操作就能心理平衡了、这叫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这一课，太深刻了，代价也太大了。我真傻，我好像什么都算计到了，怎么就没去算算人的良心能够承受住多少负荷？你们背叛得好哇，这是最高贵的背叛。人生一世，能有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女人，我宋一坤没有白活一场。” “不要暗示我什么，不要因为我而改变你自己，那会使我不舒服。”宋一坤万般无奈地摇摇头，长叹一声说：“我想让你出人头地，却反而把你毁掉了。其实以你的才气，没有我做手脚你同样会有所作为，只是时间推迟一点，但那是硬碰硬的，任凭半夜什么鬼敲门都不含糊。现在不行了，它不像一件商品可以退回去，再也做不到心安理得了。你总是问我恨不恨你，而真正应该问这句话的是我，我把你毁了。” “你为什么不认为，是你想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那样好像更符合逻辑。” “但是不符合我的逻辑。”宋一坤回答。道，规则也。规律也。又有正道，邪道。古人所讲的道，是正人君子之道。现在不同了，社会进入了法制时代，法律范围之内的空间统属于道的行为。在这段时间里，利用“盲点”取财本质上是乘人之危，虽然符合法律范畴的道，但充其量也只是智者之道，距君子之道尚差一个境界。施德于商，真道也。 “但是，物极必反。正如一个人站在山顶上，你能说出他是站在山南边还是站在山北边？更有明确定位的人，是站在山下或山腰的人，哲学也是同样的道理。这首词站得太高了，什么都看透了，最终归于虚无，一切都漠然了，也就没有了进取精神和爆发力。所以，中国穷，穷就要挨打受气。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首词的思想又是不可取的。” （夏英杰）宋一坤自语了一句。他想了一会儿，像是在忏海自己，沉重地说：“人哪，还得讲人生观，不讲不行。人这一生始终要面临两种关系，利益与人格的关系，现实与境界的关系。人的生命有没有质量，都体现在这篇大文章里了。人不能被花花绿绿的表象所迷惑，那东西是虚的，靠不住。最真实的，是幕后的东西。最能靠得住的，是你自己，你的主见、原则和实力。人真得有高贵的人格，人格立不起来，人就立不起来。人格一倒，一切都变质了。这个世界谁是英雄好汉？是那些坦坦荡荡，心里的每一个角落都经得起阳光照射的人。这样的人，就是钉进棺材埋进土里，也镇鬼神。”

1984

Tue, 14 Jun 2022 00:00:00 GMT

摘录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艺术；和平部负责战争；仁爱部负责法律和秩序；富足部负责经济。于是，他从架子上拿起一个贴着白色标签的瓶子，瓶子里装着无色的液体、胜利杜松子酒。这种酒散发着令人恶心的汽油味，类似中国的白酒。温斯顿差不多倒了一茶杯，然后鼓足勇气，像喝药那样灌了下去。他的脸立刻红了起来，泪水从眼角渗出。这东西的味道好像硝酸，喝的时候让人觉得后脑勺仿佛被橡皮棍狠狠地敲了一下。不过，过了一会儿，当胃里的灼烧感退去，世界看起来可爱多了。有时，人能将仇恨的目标换来换去。温斯顿在转瞬之间就把对电屏中人的恨之情转移到身后的黑发女子身上，其速度之快，其情之猛，就好像噩梦惊醒后猛地把头从枕头的一侧扭到另一侧。按照官方的说法，盟友关系从未发生过变化。大洋国和欧亚国交战，大洋国一直在和欧亚国交战。眼下的敌人是绝对邪恶的象征，这意味着无论过去还是未来，都不可能和它站在同一边。打仗的事也许是真的，如果党能够控制过去，说某件事从未发生过--那不是比拷打和死刑更可怕吗? “谁能控制过去谁就能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谁就能控制过去。”而过去，尽管它的性质可以被篡改，但它却从未被改变过。什么东西现在是正确的，那它永远都是正确的。这非常简单，人只需要不停地、反复地战胜记忆。他们把这叫做“现实控制”,用新话来说就是“双重思想”。假使过去只存在于你的记忆中，除此之外别无证据，你拿什么证明哪怕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呢? 过去时时刻刻都在被修改，被要求和现况相符。如此，党的所有预言都是正确的，任何违背当前需要的东西都不允许留有记录，历史就像那种可以被反复重写的本子，只要需要，就可以途涂抹抹。而一旦这项工作完成，人们就无法证明历史被伪造过。你不明白新话的目的就是缩小思考范围吗?让每个人都不会再犯思想罪，因为找不到可用来表达的词汇。每一个必要的概含都只能用一个词来表达，这样它的意义就受到限制，它的次要意义就会被消除，被遗忘。 “群众不是人。”他说得很轻率，“到2025年，也并更早，所有和老话关的知识都会消失。过去的所有文学也都要被摧毁，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他们的作品将只有新话版本，不但会被改成定全不同的东西，甚至会改成和他们所阐述的意义完全相反的东西。甚至党的书籍、口号都会被修改。自由的概念都消失了，又怎么会有‘自由即奴役’?到时候整个思想的氛围都会发生改变。事实上，不再有我们今天说的这种思想，关于思想，正统的含义是--不想、无意识。” 仅有一腔热忱是不够的，正统思想就是无意识。党试图扼性的本能，就算不能完全扼杀，也歪曲它，丑化它。假使有希望，它一定在群众身上。只有在那些被忽视的芸芸众生之间，在那些占大洋国人口85%的人们身上，才有可能酝酿出将党摧毁的方量。党不可能从内部崩陷，就算其中真有敌人，他们也无法聚集一起相互确认，传说中的兄弟会也是如此，它无力汇聚众人，只能三三两两地碰个头。对他们来说，反抗意味着一个眼神，一个声音中的变化，至多跑出一点传闻。但是群众不同，只要他们发现自己的力量，他们就没必要躲在暗中进行活动，若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像马驱赶苍蝇那样站出来，到第二天早上，党就会被打得支离破碎。他们迟早会这样做的，不是吗?但-- 不到觉醒的时候，便不会起身反抗；不反抗，就不会有觉醒。群众不需要有什么强烈的政治意识，党只要求他们拥有单纯的能够随时唤起的爱国之情，这有利于让他们接受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少的劳动所得。有时，他们也会不满，但这不满不会造成什么后果。因为他们不具备抽象思考的能力，他们只会对具体的细枝末节感到不满。那些罪大恶极的事情他们往往视而不见。 “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若它成立，其他一切皆是如此。” 但他知道（实际上每个党员都知道），奖金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中大奖的都是不存在的人，只有小将才会发到中奖者手里。在大洋国地区间的信息交流十分不畅，安排这样的事并不困难。他想，最多二十年，“革命前的生活比现在好吗?”这个最简单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永远不会有答案了。事实上，即使在今天也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旧时代的幸存者已经丧失了将一个时代和另一个时代对比的能力。他们记得上百万毫无价值的事，工友间的争吵，丢失的自行车气筒，死去多时的姐妹，甚至七十年前某个冬天的早晨那将灰尘卷起的旋风，但与之相关的事实却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他们就像蚂蚁，看得到小的，看不到大的。在这个记忆不可靠、文字被伪造的时代，人们只能接受党的说法，相信生活水平被提高，因为不存在任何可以拿来做参照的标准，这标准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所有反对的观点都不能被证实。他意识到一个令人震惊的道理，疼痛和恐惧会带来生理上的无助感，越是到了需要特别用力的时候，身体就越是不听使唤地僵在那里。面对危险，人要对付的不是外在的敌入，而是人自己的身体。他突然发现那些看上去英勇、悲壮的事情都不过如此。在战场上，在刑讯室中，在即将沉没的轮船里，你会忘记你说对抗的东西，因为身体将成为最大的问题，就算你没有被吓倒，没有痛苦哀号，生命仍要和饥饿、寒冷、失眠搏斗，要和胃疼、牙疼搏斗。和温斯顿不同,她清楚宣扬禁欲主义的深层原因。这不单因为性的本能会创造出专属于自己的不受党操控的世界--所以必须尽可能地将它摧毁,更因为性压抑会造成歇斯底里,而这正是党希望的,因为它能够转化成对战争的狂热和对领袖的崇拜。她这样说： “你会在做爱的时候花光力气，之后你感到快乐，什么事都不想抱怨。而这样的感觉是他们不能容忍的。他们要你每时每刻都精力充沛。像游行、欢呼，挥舞旗子之类的事都是变了味的发泄性欲的途径。要是你内心愉悦，你又怎么会为老大哥，为三年计划，为两分钟仇恨会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激动?” 在看不到未来的情况下拖延时间似平是无法压抑的本能,就好像只要有空气,人就会呼吸一样。现代战争的主要目标(依照双重思想的原则，对这一目标，内党的智囊既承认又不承认)是消耗掉机器生产的产品而不提高总体的生活水平。但同样明确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财富的全面增长的确会带来毁灭性的危险--对等级社会的毁灭。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只工作很短的时间就能填饱肚子,住上有浴室和冰箱的房子.拥有私人汽车基至飞机.那么最显而易见也最重要的不平等形式可能就不复存在。若财高普及开来.就不会有财富的差别。可能，毫无疑问，可以设想这样一个社会，在私人财产和奢侈品方面，财富平均分配，而权力仍把持在少数享有特权的人手里。只是，在现实中这种社会不可能保持长期稳定。因为如果每个人都能拥有安逸且有保障的生活，那么原先因贫困而蒙昧的大多数人就可以成为有文化且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而一旦他们做到这点，则早晚会意识到少数特权阶层毫无用途，进而会将其清楚。就长远来看，等级社会只能建立在贫困和无知的基础上。这里需要关心的不是群众的感情，只要群众不停止工作，他们的态度就无关紧要。但是，当战争确实变得没完没了时，它就不再危险，也不存在什么军事的需要。为避免对自己不利，他们不能让自己的人民饿死太多，也必须让自己的军事水平和对手的一样低。一旦这些条件得到最低限度的满足，他们就可以将现实扭曲成任何他们想要的样子。这三个阶层的目标完全无法协调。上等人的目标时保住自己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和上等人调换地位。至于下等人，他们被欺压得太厉害，生活太艰苦，以至于偶尔才能想起日常生活以外的事，这已成为他们的一大特点,若他们真有目标,那无外乎是消除一切差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之后他们会被中等人推翻，中等人装出为自由和正义而战的样子，将下等人争取到自己的一边。但只要中等人达成目的，他们就会把下等人重新推回被奴役的地位，而他们自己则摇身变成上等人。不久，新的中等阶级又会从某一等人获某两等人中分化出来，这场斗争又再次开始。三等人中，只有下等人从未成功实现，哪怕是暂时实现过自己的目标。人们从来不会自发地起来造反，从来不会只因为受压迫就揭竿而起。确实，只要没有出较标准，他们就意识不到他们正遭受压迫。我们时代的所有信念、习惯、兴趣、情感、思想状况都是没计好的，都是为了保持党的神秘性，避免什么人看穿当前社会的真相。他们之所以可以拥有思考的自由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思考能力。所调停止犯罪，即是指在危险思想即将萌生的时候，如本能一般、迅速地停止思考。它包括以下一些内容：无法进行类比、看不到逻辑的谬误、不能理解最简单的抨击英社的理论，以及对任何可能发展成异端的思想感到厌倦。概括地说，停止犯罪就意味着把愚蠢当成保护措施。对此，有一个关键词“黑白”,像很多新话词语一样，它包含两个相互矛盾的意思。用在敌人身上，就意味着肆无忌惮地、罔顾事实地说黑为白。用在党员身上，就意味着根据党的纪律要求，出于忠诚说黑是白，但它还意味着相信黑即是白的能力，还包括知道黑即是白并忘记自己曾经相信过相反的东西的能力。如此，无休无止地篡改过去就成了一种需要，而篡改过去只有通过一种的确能轻而易举包容一切的思想体系才能做到。用新话来说，便是双重思想。篡改过去之所以必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次要的，也可以说是预防性的，那就是党员之所以能像群众一样忍受当下的生活条，部分由于他没有比较的标准。过去变化无常是英社的中心原则。在我们的社会中，对世界了解最多的人对世界最不了解。总而言之，理解得最透彻的，也是误解最深的，越是聪明就越是愚蠢。举个典型例子，越是社会地位高的人，对战争越歇斯底里。而对战争持理性态度的往往是那些身处争议地区的被统治的人。作为少数派，哪怕是只有一个人的少数派，也不能断定你是疯的。世上既有真理又有非真理，若你紧握真理，就算全世界都反对你，你也没有发疯。理智不是统计学上的。 “你想过吗，”他说，“整个英国诗歌史都是由英语韵脚的稀少决定的?” 之前的独裁者要求‘你们不能做什么‘，极权主义着要求’你们要做什么‘，我们则要求’你们要是什么‘。党谋求权力并非为自己,而是为了大多数人。它追求权力,因为大部分人都软弱怯懦,无力承受由也不敢面对现实。所以必须要由要加强有力的人来统治他们,有计划地欺骗们。人类要在自由和幸福之间做出选择,而大部分人都觉得选择幸福要好些。党永远都是弱者的监护者，一伙为了让好事光临而致力于行恶作恶的人，宁可为别人的幸福牺牲自我。党追求权力是为了它自己。我们对其他人的利益不感兴趣，我们只关心权力。没有人出于放弃权力的目的夺取权力。权力不是手段，权力是目的。党越强大，容忍度就越低，反抗的力度越弱，专制的程度就越高。神志健全是一个统计学的概念，它仅仅意味着学会按他们的想法思考问题。

遥远的救世主

Mon, 23 Aug 2021 00:00:00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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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别人说笑的时候，芮小丹却在脑子里想丁元英的事。几天前丁元英在电话里问的那句“有事吗?”让她当时着实有些不舒服，但过后冷静一想倒觉得这句问话不简单，这显然是一个“意识位置”问题，说明他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找人帮忙忙”这道程序，只有“我能帮你做什么”的设置，这是一个不自觉的、居高临下的意识位置。她知道，当一个人决定购买一套音响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一种标志了，首先标志着生存能力，其次标志着生活品位。毕竟，这是文化消费而不是生存的必需。自嘲本是后山人，偶做前堂客。醉舞经阁半卷书，坐井说天阔。大志戏功名，海斗量福祸。论到囊中羞涩时，怒值乾坤错。（丁元英）是魔、是鬼都可以，就是不是人，他跟正常人的思维颠倒了。一旦动了那种心思你就算把地狱之门打开了。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是你自找的，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以我的智力，我理解不了这种人。（肖亚文）丁元英心里明白这是揭幕的前奏，于是坦率地说：“女人是形式逻辑的典范，是辩证逻辑的障碍，我无意摧残女人，也不想被女人摧残。” 丁元英站起身，弯腰捡起那件睡衣，轻轻地给芮小丹裹在身上，又坐回到原处，望着她极其诚恳地说道：“你是一块玉，但我不是匠人，我不过是一个略懂投机之道的混子，充其量挣几个打发凡夫俗子的铜板。你要求的，是一种雄性文化的魂，我不能因为你没说出来而装不知道。接受你，就接受了一种高度，我没有这个自信。” 丁元英说：“透视社会依次有三个层面：技术、制度和文化。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任何一种命运归根结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就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丁元英说：“强势文化是遵循事物规律的文化，弱势文化就是依赖强者的道德期望破格获取的文化，也是期望救主的文化。强势文化在武学上被称为‘秘籍’，而弱势文化由于易学、易懂、易用，成了流行品种。“ 丁元英想了一会儿，举例说：“比如说文化产业，文学影视是扒拉灵魂的艺术，如果文学、影视的创作能破解更高思维空间的文化密码，那么它的功效就是启迪人的觉悟、震撼人的灵魂，这就是众生所需，就是功德、市场、名利，精神拯救的暴利与毒品麻醉的暴利完全等值，而且不必像贩毒那样耍花招，没有心理成本和法律风险。” 丁元英说：“没有主，主义、主意从哪儿来？主无处不在，简单地说，支配人的价值取舍行为的那个东西就是主，就是文化属性。” 丁元英说：“文明对于不能以人字来界定的人无能为力。” 丁元英点上一支烟，答道：“股票的暴利并不产生于生产经营，而是产生于股票市场本身的投机性。它的运作动力是：把你口袋里的钱装到我口袋里去。它的规则是：把大多数羊的肉填到极少数狼的嘴里。私募基金是从狼嘴里夹肉，这就要求你得比狼更黑更狠，但是心理成本也更高，而且又多了一重股市之外的风险。所以，得适可而止。“ 王明阳说：“强盗的逻辑，直接获取，冒险，刺激。” 芮小丹针锋相对地说：“这样讲，似乎你还算一条好汉。但我以为，强盗的本质是破格获取，破格获取与直接获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们没有自信与强者在同一个规则下公平竞争，这只能说明你是弱者，因为弱势文化所追求的最高价值就是破格获取。所以，强盗的逻辑从本质上讲是最懦弱的生存哲学。所以，你不算好汉。” 芮小丹说：“不因上天堂与下地狱的因果关系而具有的极高人生境界，就是窄门。耶稣为拯救世人甘愿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是肉身的地狱，是灵魂的天堂。基督徒的得救缘于神的‘约’，缘于神的应许。但进不得窄门也同样缘于‘约’，缘于神的应许。窄门是基督道德理想的最高价值。” 芮小丹说：“进了窄门，神立刻就会告诉你：我是不存在的，神就是你自己。但是，证到如此也并不究竟。神是什么？神即道，道法自然，如来。” 正式这个陌生的“文化属性”让丁元英从欲望浮沉的名利场来到古城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他是一个现实到不能再现实却又与现实格格不入的矛盾体。丁元英摇摇头，回应给芮小丹衣阁断然的否定，说：“今天你既提到魔，我就跟你说句鬼话。你不知道你，所以你是你，如果你知道了你，你就不是你了。” 既然是知道就不是，那就是不可知、无须知，也就更不必知道这句话与两人的距离究竟存在什么逻辑关系。丁元英说：“无论做什么，市场都不是一块无限大的蛋糕，神话的实质就是强力作用的杀富济贫，这就可能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杀富是不是破坏性开采市场资源？二是让井底的人扒着井沿看了一眼再掉下去是不是让他患上精神绝症？” 如果我现实了，就不会有这件现实的事。有了这件现实的事，我就很难回答这个现实的问题。（丁元英）你不知道你是你，所以你是你。（丁元英）丁元英望着窗外说：“这就是圆融世故，不显山不露水，各得其所。可品性这东西，今天缺个角、明天裂道缝，也就离塌陷不远了。” 丁元英说：“基于生成公司的背景和条件，公司将不以营利为唯一宗旨，公司致力于王庙村的脱贫致富，将把自身的发展与拉动王庙村的经济联系起来。但是这一条不允许写进公司章程，将以第一个公司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不允许把扶贫用作商业且的，因为社会对公司的好感也是商业好处的一部分。” 丁元英说：“这不是一个道德境界问题，是市场生存的法则问题。这种好感不仅仅是我们强行摊派价值观，也不仅仅是腐蚀我们自身的竞争力，更说明我们不是靠产品征服市场而是靠作秀混迹市场，这种违背商业属性的人文评价最终将葬送这个公司。” 丁元英站起来说：“散会前，咱们特别针对这个有救没救的事再絮叨两句。咱们翻开历更看看,你从哪一行哪一页能找到救世主救世的记录?没有，从来就没有，从来都是救人的被救了，被救的救了人。如果一定要讲救世主的话，那么符合和代表客观规律的文化就是救世主。这话在这儿讲有点转文了，具体到咱们当下这事，就是认准市场，吃别人吃不了的苦，受别人受不了的罪，做别人做不到的成本和质量。这个，就是你们的救世主。扶贫的本质在一个扶字，如果你根本就没打算自已站起来，老天爷来了都没用。好了，散会。” 丁元英说：“香港回归是政治问题，是国家主权问题，至少近期不是经济问题。十五大是要解决政治、经济的基本策略问题，国有资产重组、债权变股权这些改革举措已经势在必行，这里面既有政治经济学，也有市场经济学，既要为改革开出一条道，又要分解改革的阵痛，这时的股市真真假假、大起大落。在这种背景下，你既得盯住庄家的黑手，也得盯住衙门的快刀，你得在狼嘴里有肉的时候下筷子，还得在衙门拔刀之前抽身。” 悟悟道休言天命，修行勿取真经。一悲一喜一枯荣，哪个前生注定？袈裟本无清净，红尘不染性空。幽幽古刹千年钟，都是痴人说梦。（丁元英）丁元英回答道：“大师考问晚辈自在情理之中，晚辈就斗胆妄言了。所谓真经，就是能够达到寂空涅槃的究竟法门，可悟不可修。修为成佛，在求。悟为明性，在知。修行以行制性,悟道以性施行，觉者由心生律，修者以律制心。不落恶果者有信无证，住因住果、住念住心，如是生灭。不昧因果者无住而住，无欲无不欲，无戒无不戒，如是涅槃。” 丁元英说：“佛乃觉性，非人，人人都有觉性不等于觉性就是人。人相可坏，觉性无生无灭，即觉即显，即障即尘蔽，无障不显，了障涅槃。觉行圆满之佛乃佛教人相之佛，圆满即止，即非无量。若佛有量，即非阿弥陀佛。佛法无量即觉行无量，无圆无不圆，无满无不满，亦无是名究竟圆满。晚辈个人以为，佛教以次第而分，从精深处说是得道天成的道法，道法如来不可思议，即非文化。从浅义处说是导人向善的教义，善恶本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即是文化。从众生处说是以贪制贪、以幻制幻的善巧，虽不灭败坏下流，却无碍抚慰灵魂的慈悲。” 丁元英说：“承蒙大师开示，惭愧!惭愧!佛门讲一个‘缘’字，我与佛的缘站到门槛就算缘尽了，不进不出，亦邪亦正。于基督而言我进不得窄门，于佛而言我不可得道。我是几等的货色大师已从那首词里看得明白，装了斯文，露了痞性，满纸一个“嗔”字。今天来到佛门净地拜见大师，只为讨得一个心安。丁元英说：“晚辈以为，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别靠自己。这是一个沉积了几千年的文化属性问题，非几次新文化运动就能开悟。晚辈无意评说道法，只在已经缘起的事情里顺水推舟，借英雄好汉的嗓子喊上两声，至少不违天道朝纲。” 智玄大师说：“弱势得救之道，也有也没有。没有竞争的社会就没有活力，而竞争必然会产生贫富、等级，此乃天道，乃社会进步的必然代价。无弱，强焉在？一个‘强’字，弱已经在其中了。故而，佛度心苦，修的是一颗平常心。” 于元英说:“不敢,不敢。释、道、儒均是博大精深的学派，支撑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的文明历程，是伟大的文明。但是，社会在发展，传统文化毕竟是以皇恩浩荡为先决条件的文化，讲的都是皆空、无为、中庸的理，以抑制个性而求生求解。当今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市场经济的民主与法制，诸家学说也面临一个如实观照而俱进的课题，是传统、还是传承?统则僵死，承则光大。” 悟道方知天命修行务取真经一生一灭一枯荣皆有因缘注定写完之后智玄大师放下笔，说：“此‘天’非彼‘天’，非众生无明之天，亦非众生无明之命，此乃道天，因果不虚，故而改字‘方知’。修行不落恶果虽有信无证，却已无证有觉，已然是进步。能让迷者进步的经即是真经，真经即须务取。悲喜如是本无分别，当来则来，当去则去，皆有因缘注定，随心、随力、随缘。” 智玄大师端起茶碗呷了一口，放下，说：“施主身上乃三气居中啊。三分静气，三分贵气，三分杀气。还有一气住于身中，游离心外--痞气。” 丁元英说：“天下之道论到极致，百姓的柴米油盐。人生冷暖论到极致，男人女人的一个‘情’字。这两个极致我都没敢冒犯，不可以吗？” 丁元英说：“佛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只是依佛法如实观照，看摩登女郎是摩登女郎，看红颜知己是红颜知己。” 丁元英说：“你沿着出国的感受往下参，跟着就参到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落后?你必然从现象参到制度、参到文化，因为任何一种命运，归根结底都是那种文化的产物。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足以让你拍着胸脯说：我们有文化。但是，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却不能让你挺着胸脯回答：我们有什么文化?因为有文化和有什么文化不是一个概念。” 丁元英说：“是皇天在上的文化，是救主、救恩的文化。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从骨子里就是弱势文化属性，怎么可能去承载强势文化的政治、经济?衡量一种文化属性不是看它积淀的时间长短，而是看它与客观规律的距离远近。五千年的文化是光辉、是灿烂，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传统和习俗得过过客观规律的筛子。” 不该作为的不作为就是作为。（丁元英）男女那点感情的事从古到今有几个是真的？能糊弄住就权当是真的了。（肖亚文）欧阳雪说：“你都说了，有点感情基本上也是假的。我虽然没多少文化，可婚姻那点事我还是想明白了。亲爹亲娘都靠不住，人家男人凭什么要养活女人?就是因为女人能让男人那个。我看过那种片子，男的使劲，女的叫唤，女人跟男人讨点吃穿还真不容易。女人为什么害怕第三者插足?就是因为她的那东西无效了，人家的那东西有效了，那东西得有效才能当吃当喝。婚姻有什么用?能离婚就没用，有用的就是分男人点财产。” 神即道，道法自然，如来。如果我的能力只能让我穷困潦倒，那穷困潦倒就是我的价值。（芮小丹）丁元英说：“你的知道是自觉，现在是让你觉他。知道这个道理的人很多，但多是呈道理和知识存在，不是自觉。道理和知识是没用的，只是有用的一个条件，用才有用。让你觉他什么？觉他的无明，觉他的道理和知识的没用。” 芮小丹说：“至少现在我仍然认为，只要是合法的竞争就是正当的竞争。如果合法的竞争体现了不正当竞争，那不是竞争本身的回题，一定是法律的问题。这个案子的法律关系并不复杂，复杂的是观念、角度、立场。我现在说不好，我需要思考。” 原来能做到实事求是就是神话! 原来能说老实话、能办老实事的人就是神!_、因此可见，让人做到实事求是有多难，让人做到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有多难,而做到的人却成了说鬼话、办鬼事,倒行逆施。这个世界怎么了？由于酒精的作用，丁元英浑身燥热，说话的兴致更浓了，有几分醉态地说：“不管是文化艺术还是生存艺术，有道无术，术尚可求也。有术无道，止于术。你的前途在哪儿？就在无明众生，众生没有真理真相，只有好恶，所以你才有价值。觉悟天道，是名开天眼。你需要的就是一双天眼，一双剥离了政治、文化、传统、道德、宗教之分的眼睛，然后再如实观照政治、文化、传统，把被文化、道德颠倒的真理、真相颠倒过来，随便你怎么写怎么拍都是心意和深度，这就是钱，就是名利、成就、价值，随便你能说的什么。” 丁元英又喝了一口酒，兴致盎然地说：“用道眼看与用人眼看一样吗？不一样。什么叫特殊感觉？什么叫立意要高、挖掘要深？那不是挖地沟，想挖多深挖多深。也不是爬楼梯，想爬多高爬多高。不在那一道上，你不可能会看到那一道的真相。立意要高、挖掘要深，充其量是个猜测和揣度的版本，不得究竟。” 在中国，有人动不动就拿民族指责共产党，可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中国的政治文化也是传统文化的牺牲品。把几千年沉积的文化属性问题全都记到一个只有几十年历史的政党帐上，这不公平，也不是真实的国情......（丁元英）马经理哈哈一阵大笑，然后摇摇头感慨地说：“不是咱想黑,是不黑不行啊!用元英的话说,这世界要不是黑白颠倒,那还叫众生吗?那该叫天国了。” 一切有为法，应作如是观。丁元英平静而淡漠地说：“杀富富不去，救贫贫不离。救主的文化唯救主可说，救主不是人，是道，得救不是破了戒的狼吞虎咽，是觉悟。格律诗的扶贫是不治之治，说扶说救都是虚妄，赖着痞性胡说，充其量也是个现代版的灰姑娘，跟你们乐圣化点缘而已。” 法律是社会道德的底线，是解决最基本、最表面的问题，不解决文化的根本问题，文化的问题只能由文化的觉悟解决。一个民族的文化属性就是这个民族的主，主宰着这个民族的文明、荣辱、兴衰。一个民族最强调道德的时候，正是这个民族道德最沦丧的时候。法律治标，文化治本。法律对于滋生法律的文化土壤无能为力，对于越过法律潜入文化土壤地带从事更大损害、更大掠夺的行为无能为力，法律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最软弱、最无奈的强大。法律的神圣是缘于道德文明的崩溃，关注弱势，激励强者构筑更高的道德平台和获得更大的综合效应，需要相应的社会文化。我们观想由人民政府制定了一个允许人民富起来的政策，如果这个允许人民致富的政策是这个政府对人民的恩赐，那么所有因为这个政策挣了钱的纳税人无疑应该对这个政府感恩戴德。如果这个允许人民致富的政策是这个政府本该如此作为的天职，那么所有因为这个政策挣了钱的纳税人就无须对这个政府感恩戴德，而是满意。如果用纳税人的钱帮助弱势群体，纳税人的荣誉、价值怎么体现?弱势群体应该对谁表示感谢?这个恩德应该记在谁的账上?纳税人是应该感恩戴德，还是应该享有荣誉?纳税人有没有可能在解决了自身的生存之后再去追求更高的生命价值？构筑强者的道德平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道德平台太低，势必挤压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而过高的道德平台又必然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很少有人能攀缘上去，没有可操作性。其次是过多的帮助不利于社会进步，弱势群体得到的输血越多，则自身的造血功能就越差，就越接近死亡。道德平台理想的高度，是优胜劣汰的法则与人人平等的道德两者之间的平衡。主流的文化，是优胜劣汰的文化，是不给落后观念生存空间的文化。然而，如果不关爱弱势，道德还有价值吗?等级是客观存在，如果我们连等级的存在都不敢承认，社会又怎么可能去建立一种更高级的道德文化?如果没有个体的文化价值的量变，又怎么可能会产生民族的文化价值的质变? 计划经济的弊端在于社会为弱势文化提供了生存、繁衍的温床，解决这个问题主要依靠政治理想的教育。市场经济的弊端在于产生贫富两极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解决这个问题主要依靠社会利益调节机制。计划经济制度，政治是人的最高价值，获取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唯一通道是首先得到权力。市场经济制度，经济是人的最高价值，获取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的通道多种多样。获取平等的社会值，就必须付出惰性的代价；获取活力的社会值，就必须付出等级的代价。这是由人的自然属性决定的，这就是天道，就是客观规律，而社会利益调节机制的制定则有赖于强势群体的道德价值指标和对社会稳定的天然需要。某某某杀了一个与他无冤无仇的人，葬送了这个行业唯一能与洋货抗衡的民族品牌,这不叫扶贫，这是杀富济贫。他把“扶贫”作为一面旗帜高高扬起，用那么多人的劳动、汗水、眼泪甚至鲜血把这面旗帜染得更红。假如没有某某某这样一个幕后人物，王庙村能有今天吗?然而有了这样一个幕后人物，王庙村就真能得救吗?它的本质仍然是在不是人待的地方干不是人干的活儿，拼的就是“不是人”。这种以农舍和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具有先天发育不全的缺陷，根本谈不上高端技术储备和后续产品开发。如果以牺牲农民的基本生存权来换取竞争优势，将把相当一部分适合这种生产方式的产业拖入绝境，无异于打家劫舍、开仓放粮，陷入小农经济的低水平恶性竞争。民无“主”，并非真的无主，而是没有对客观规律认识的“主”,只有依赖强者道德的“主”,即为“你要为我做主”.等待父母官的拯救。杀高可以济贫，但本质是济，不是得救。基督教让他们靠上帝，佛教让他们靠佛恩，传统文化给了农民什么？谁来给农民做主？农民的得救之道在哪里？丁元英说：“言说尊严，还有尊严吗?能被践踏的尊严就不是尊严，是礼貌。可以言说的尊严，是相对有尊严，毕竟无尊严。”